国富论读后感范文500字
《国富论》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
国富论读后感
忙里偷闲拜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觉得很受启发，它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并明白了什么样的书才能称得上划时代的巨作，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经济学始祖”的称号。《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并延续至今。
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共分为五篇，总计三十二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全书基本涵盖了古典经济学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阐述，对后世经济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书中，斯密首先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节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的物品。而劳动的生产率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是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紧接着又论述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分工有以下的好处：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劳动置换的时间减少;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当论及分工产生的原因时，斯密认为劳动或者说职业的差异并不是分工产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带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至于交换产生的原因，斯密认为，主要源于人们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换取别人的，对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换，那么就必须有交换的媒介。这时斯密介绍了各种交换媒介，如牲畜、贝壳、烟草、鞣皮等，当然还有贵金属。那么这些媒介与交换物之间的交换价值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斯密把这个问题分成三点进行阐述：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即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国富论》中，有读者为其内容分为七个方面，值得一读。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这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劳动价值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4.反对殖民地政策。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
5.主张“自由放任”。亚当·斯密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另外，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6.政府的主要职责。亚当·斯密对于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7.教育的重要。亚当·斯密认为教育社会底层民众，国家虽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众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愈多，越有公正的判断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教育的推动，实不可稍有疏忽和闪失。
我认为，亚当斯密在书中也表达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劳动中，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量;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通过这么多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富论》中的不少论点跟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极为相似。不仅是这些，《资本论》中的很多其他的观点也可以在《国富论》中追根溯源。
亚当斯密渊博的知识和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绝对能让任何人折服。它涉及到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货币及价格的解释，以及利润、工资、地租、资本、税收、贸易等等的分析。再看书中提到的行业，从英格兰的制造业、到苏格兰的牧业，到印度的种植业，到北美的金银矿业，还有海上运输业、造船业、农业、建筑业，林林种.种。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社会的现象，如政府的法令、贸易的限制、工会、垄断等等。斯密在阐释自己的推断的时候，总会旁征博引，让读者不得不信服。
斯密的推断从实践的观察中来，往往一句话就能点明背后的规律，而又给人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试举一例，“什么东西增加了生产食物的土地的产出力，它就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其他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这句简短的话一下子就点出了市场的多个规律。
所以，《国富论》是一本难得的巨著，细心的拜读也实在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极大享受，也可以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它将起着指引的作用。
国富论读后感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国富论》全书共分为五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讲合作分工优点。斯密举了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知道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国富论》第八页)
第一篇5章，讲的是的劳动价值论。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它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它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为衡量尺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决不能成为其它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老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国富》26页)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资产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保留适当的部分维持生活外，可以将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
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以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国富》205页)
第二篇3章，主要是论资本的积累。斯密说，有一种劳动投入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又非常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国富》242-246页)
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话实说，斯密这点可能有问题，但驴又不敢确定)。所以，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与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全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响银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它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消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国富》297-299页)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国富》327页 )
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
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与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
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的现实产量和投入一定资本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一差额提供的利润，大于等量资本从任何商业取得的利润，土地改良就能从商业抽取资本。反之，商业从土地改良业抽取资本。无论什么原因提高了商业利润，都会减少土地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碍了土地改良﹒﹒﹒﹒﹒﹒
国富论读后感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同学们，读了以上读后感是不是深有启发呢?别忘了记录下来自己感受哦
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亚当·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顿的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他人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个人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
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国富论读后感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至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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