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
60年前，巨大的蘑菇云从罗布泊腾空而起，“东方巨响”震惊世界，背后有我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的赓续奋斗，他们攻坚克难，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1）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完全小学(现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燧、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从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是严格保密的。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10月下旬，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于敏向在上海出差的全体同志作了系列的“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普遍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工作，研究者们抓紧时间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很好的结果。
之后，于敏在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中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之后，于敏由于身体的原因逐渐退出研究领域，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转而以“顾问”的身份继续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2）
1968年初冬，热核武器的研究进入关键时期。
一天傍晚，邮递员送来一封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寄来的家书。他瞄了信封一眼，心尖一阵悸动，这是女儿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啊!那一瞬间，他的神情突然有些恍惚，他看见那个一脸呆萌的小丫头跌跌撞撞跑过来，沁着奶味的笑声像啁啾的小鸟，拍打着翅膀飞向感情的天空。他粲然一笑，谁知，笑容刚刚漾开又悄然消失，显得浅尝辄止。原来，女儿用一枚小小的邮票寄来一个小小的央求。她说，呼伦贝尔天寒地冻，希望父亲给她买双过冬的布鞋，因为，脚丫已经冻伤了。他牙疼似地吸了口气，丢下信纸，怔怔地立在那儿。沉吟之际，他一头撞上情感的蛛网，一条条在昨天的斜阳下泛着光亮的丝线乱七八糟地扑到脸上、脖子上，粘乎乎，凉丝丝的。
唉，真没想到，即将逝去的戊申猴年竟然是个多事之秋。
先是妻子李佩涉嫌敌特被隔离审查，紧接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又汹涌而至。
面对人生第一次重要抉择，17岁的郭芹犯了嘀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宿舍楼里的小伙伴脚前脚后光荣入伍。她恍然，人生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她痴痴地盯着那一袭绿装，就像当年的哥伦布一样，从梦幻般的色彩中发现了充满诱惑的新大陆。她坚信，只要父亲说句话，自己就会顺利地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她觉得蛮有把握，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但凡提出要求，父亲都会答应。没承想，父亲竟然一反常态。他静静地凝视着女儿，关切的目光透着严肃。实际上，他和所有的父亲一样，也有舔犊之私，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有某种超越个人情感的高尚东西与之抗衡。
数周后，去内蒙插队的女儿要走了，郭永怀亲自到车站送行。列车启动的那一刻，他冲着车窗挥了挥手，不知怎的，视线变得不清亮了，虚朦朦的，像起了雾。
如今，小丫头遇到了难处。碍于母亲仍在隔离审查，情急之下，只好向父亲求助。
心神不定地踱了几步，他又拾起信纸，目光牢牢地黏在稚气未脱的字迹上。看得出，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
为此，一向不喜欢逛商店的父亲走进了科研基地的小卖部。
售货员递过厚实的狗皮棉鞋随口问道：“多大尺码?”
郭永怀一头雾水：尺码?什么意思?很显然，这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对世俗世界从未做过认真研究。
售货员啼笑皆非：连尺码都没搞清楚，咋就跑来买鞋呢?
为了弄清尺码的概念，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了同事刘敏家。一见面，就向年轻夫妇说明来意，请教如何给女儿郭芹买一双合适的棉鞋。刘敏的妻子朱志梅告诉他，男鞋和女鞋是不一样的。“噢……”他若有所悟，问道：“你穿多大的鞋?”“37到38。”说着，朱志梅又跟上一句：“郭芹的脚多大?””郭永怀张口结舌，稍顷，讪讪一笑，表情有些尴尬。善解人意的朱志梅当即提出建议：“你问问郭芹，让她把尺码搞清楚，不然的话，一旦不合脚，就麻烦了。”
在随后的回信中，他对女儿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来，待有了货，一定买……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瞧，只有在温情脉脉的时候，他才不再扮演科学家的角色。然而，从后来的变故看，这一刻实在充满悲情。因为，纵使天才的大脑也无法预知，给女儿购买棉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3）
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4）
1968年12月4日，热核武器的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为了不耽误研发进度，郭永怀决定当晚乘飞机赶回北京，参加次日一早的会议。出于安全的考虑，同事们劝他改乘火车，郭永怀淡然一笑：“我搞了一辈子航空，不怕坐飞机。”说着，把桌上的资料小心翼翼地放进公文包，此时，那一组组重要数据也似乎意识到使命重大，神情显得愈发肃穆，深沉着仿佛哲理了。
夜幕降临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赶到兰州机场。推开车门，冷冷的星光撞了一身。远处，那架常坐的小型飞机魅影隐现，如同一个不祥的谶语。果然，几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
凌晨时分，飞机抵达首都机场上空。
舷窗外，大雾弥漫，视野模糊。飞机降落时偏离跑道，飞行员紧急拉升，不料，高耸的铁丝网挂住尾翼，飞机猛然失去平衡，仄歪着身子一头朝旁边的玉米地扎了下去。生死一瞬间，命运之手擎起无言的感佩，颤巍巍地把一位英雄高高举向历史的天空。
惊悉噩耗，学长钱学森泪如泉涌。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悲叹：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
清理现场的时候，大伙惊讶地发现，两具烧焦了的遗体紧紧搂抱在一起。通过那只残破的手表，同事们辨认出遇难者就是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人们尝试着把两人分开，每次用力，都会听到令人心悸的断裂声。当两节木炭般的尸骨终于分开时，人们的脑袋“嗡”地一炸，啊呀，那只熟悉的公文包就紧紧贴在郭永怀的胸口!瞬间屏息，惊心动魄的场景赫然浮现——生死关头，科学家的第一反映就是保护科研资料，因此，两具血肉之躯在炽烈的火焰中凝固成生命乐章最后的音符。一位同事小心翼翼地拿起公文包，打开一看，里面的资料完好无损。旁边的同事扑通跪倒，痛哭失声。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5）
1953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郭永怀准备回国。期间，钱学森多次给郭永怀写信，告诉他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同志们早已备好办公室，期待着他的尽快到来。
1956年10月，历经艰辛万苦，郭永怀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时询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1960年3月，钱三强同郭永怀在书房中谈论了3个多小时。不久之后，他同王淦昌、彭桓武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三大菩萨”的最初阵容。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8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面对着高强度的研究工作，郭永怀病倒了，无法站立，需要人们架起他才能勉强挪到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休息一会儿。1968年10月他重返实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他终于解决了热核导弹的重要难题，带着实验数据争分夺秒地联系飞机回京。
1968年12月5日凌晨，飞机正在首都机场上空缓缓降落，距离地面400米时意外失控，朝着一公里外的农田扎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舱碎裂，被熊熊烈火包围。人们赶紧上前灭火救人，拆开机舱，他们看到了早已牺牲在漫天火海中的两人，一位是59岁的科学家郭永怀，另一位是警卫员牟方东。
他们紧紧相拥，用身躯夹着一只公文包，身上的衣服几乎都被烧焦了，可公文包却完好无损。这只公文包里，装着郭永怀在实验基地苦苦钻研两个多月的重大发现。在坠机的一瞬间，他用冷静、果断和壮烈，表达了对科研、民族的热爱和忠诚。
在别人心中，郭永怀是一位兢兢业业、不苟言笑的科学家，50多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走路慢慢吞吞。而在妻子心中，他是一个带给她无尽温情的丈夫，两人原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并非是钢铁铸成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热爱古典音乐，喜爱美食、摄影、文学、园艺，还有集邮。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6）
1929年，周光召出生于湖南长沙。那时的中国，正在遭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立志让中国成为一个不再受人欺辱的强国，是无数仁人志士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追寻的梦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光召先生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苦难的岁月造就了他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心系天下的宽广胸怀，以及自强不息的个性品格。
1947年，他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1951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进行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家国情怀是周光召身上最厚重的人生底色。因为国家需要，他三次放弃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57年1月24日至1961年2月20日，周光召被派往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当时的粒子物理学正经历深刻变革，物理学家陷于如何处理实验发现的诸多新粒子的困境。在杜布纳，周光召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获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他的工作处在科学前沿，与同期做相关工作、后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处于同一水平。他如果继续做，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突破。”吴岳良说。
杨振宁曾这样评价：“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的时期是多产的，他在苏联《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当时我在美国研究了他的这些论文，尤其是他关于赝矢量流部分守恒的工作。他在美国被认为是联合核子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
然而，当得知中国原子弹研制事业需要人才后，周光召主动请缨，决定立即回国。
1960年11月，钱三强正在苏联莫斯科参加联合核子研究所各成员国代表例会，当时的青年学者周光召、何祚庥和吕敏主动找到钱三强并递交联名信。周光召在信中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5月，周光召正式加入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隐姓埋名近20年，协助邓稼先完成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到1979年，周光召回归他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事业。在理论物理所，他与苏肇冰、郝柏林和于渌在“关于非平衡量子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文成为物理学界的经典文献。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7）
郭永怀祖籍威海荣成滕家镇西滩郭家村，1909年4月4日出生于一个崇尚耕读的农家，父辈全力供他读书，17岁时他考取青岛大学附属中学，20岁考取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毕业后转入本科学习，两年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北大学习期间，郭永怀积极参与“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军侵占华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停课解散，留校做助教的郭永怀只得返回家乡，应聘在威海一中任教。
郭永怀知识渊博、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爱戴。他带领学生贴标语、喊口号，进行抗日游行。在此期间，他开始思考中国屡受外夷欺辱的根源，他感觉到要靠现代化的装备和先进的武器保家卫国，应对外来侵略。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几所大学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郭永怀告别威海一中师生，去西南联大工作、求学，决心努力学习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科学报国、科学强国。
在目睹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后，郭永怀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信念，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光学，改学航空工程，步入空气动力学的研究领域。
焚烧科研手稿，回到祖国
1938年夏，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41年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与钱学森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并加入了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成为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门生。
1946年，他被推荐到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任教，继续在学术研究上大放异彩，发表了论文《在中等雷诺数下绕平板的不可压缩黏性流动》，应用并推广了变形坐标法，被钱学森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代表的就是“郭”。
郭永怀在学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生活上也得到很高待遇。他的女儿郭芹曾写下一篇日记：“我的家位于绮色佳市中心，是一幢建于1870年的维多利亚风格四层花园别墅，主楼前门有带顶和白色木质雕花围栏的漂亮门廊，室内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二楼有四间卧室，并带有大大的露台，顶层是阁楼，底层是地下室。这里环境优雅……”
郭永怀看了女儿的日记，问女儿喜欢这里吗?女儿说喜欢。郭永怀叹口气说，可是这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家是中国，那个家将来会更美好。女儿茫然地看着父亲，她还不懂父亲的话。
郭永怀的挚友钱学森已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他也坚定了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为了减少回国的阻碍，他当着众多西方同事的面，亲手焚烧了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科研手稿，用心用脑带着知识，于1956年11月返回了贫穷落后的祖国。
他对朋友说，不用说血浓于水，不必说赤子之心，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长江水，我的胸腔中翻腾着黄河浪，从今以后要把这片土地浇灌!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8）
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效业记述，1984年前后在中科院流传着一个故事：当时一位领导指责中科院“不冒泡”，为此中科院院长卢嘉锡拍了桌子，说我头上有两顶帽子，一顶叫院长，你们可以拿走，一顶叫先生，那是拿不走的。
当时中科院面临的外部压力除了高层对其脱离国民经济建设的批判，还有高校取代中科院从事基础研究的呼声，“取消中科院”的舆论传了一波又一波。同时，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人员不流通、管理体系僵化等内部问题也逐渐暴露。“卢嘉锡在1985年工作会议上击案疾呼：中科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先路写道。
1984年4月被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周光召已经55岁，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当时，我对自己承担这个工作是否合适，心里一直在打鼓，直到现在还在斗争。”周光召在1985年1月11日上午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说。7个月前，他刚到中科院就感到了“危机感”，经过大半年调研，他犀利地提出，“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光召在1985年1月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对中科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后来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思路。”郭传杰说。
当时社会盛行“实用主义”，计算所里那些曾为“两弹一星”研发贡献关键作用的大型计算机此刻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创造利益。
时任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比较开明，那时已经支持下属创办了二十多家公司，但他仍无法接受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大型计算所被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民营科技公司承包，更无法接受所里一千五百名科研工作者或被遣散或被买断的结局。
让一家民营公司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买了吗!” 曾茂朝不无悲愤地在报告中写道。随即他请求“承包计算所”，并顺势提出一个条件，“请不要再用国家研究所的标准来要求我。”
1985年夏天，这份关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命运的报告交到了周光召的手上。身为两弹一星元勋，又经历过动荡十年，周光召理解老一代科学家迫切希望搞基础研究的愿望，同时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出访欧美的学者，他又看到中国科学技术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论是被民营公司承包，还是研究人员出走，周光召不同意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解决问题，他的新提议最终得到了院长会议的支持：批准一部分科学家走出研究所。
周光召马上转告曾茂朝，作为一所之长，曾茂朝仍会拥有他的研究所和技术人员，但他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9）
吴自良(1917.12.25—2008.5.24.)，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浙江浦江人。1939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航空工程系。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大学冶金系博士学位。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任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和昆明中央机器厂设计师及副工程师、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副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及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等。领导完成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钼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有关单位联合攻关，主持此项任务，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事迹材料（精选篇10）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飞沙走石，寸草不生，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年过半百的郭永怀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还要在北京和青海基地之间来回奔波。不到一年时间，他已是满头白发。
当时，郭永怀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睡觉时不让警卫员铺褥子。他说：睡在铁床上，一翻身就会硌着疼醒了，这样就不至于让自己睡过头，就能起来继续工作了。他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时时彻夜不眠。
时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广大科技人员同样生活艰苦。可大家没有消极沉闷，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断过炊，戈壁滩上植物贫乏，稀少的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
科技工作者的身后是国家的关怀。有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郭永怀和科技工作者们没有出现大的生活问题。
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原子弹的研制一路向前。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此后，我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这一方案。爆轰物理实验是掌握关键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的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科研人员反复试验，甚至跑到帐篷里亲自搅拌炸药……
当钱学森对郭永怀道一声“你太辛苦了”时，郭永怀一笑：回来，就是要奋斗，要我们的国家早一天富强起来!
在郭永怀的心中，为着国家的富强，他要奉命丈量九天，要触摸宇宙，用激情澎湃将苍穹叩开。
是的，那是他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使命!
